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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教授携新书《价值共生：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在上海知室书院举行发布仪式。

　　2020年新冠疫情的出现让大众意识到，传统的、竞争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生存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用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管理运行方式来理解和转化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运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陈春花认为，答案的背后离不开数字化。

　　对于数字化的本质特征，陈春花总结有三：

　　一是“连接”，过去的工业时代强调拥有，但今天更应强调连接大于拥有；

　　二是“共生”，数字化的到来使得物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外，又多了一个数字世界。疫情期间，虽然物理世界停顿了，但是生活、学习、工作还在继续，原因就是数字世界的运转；

　　三是“当下”，数字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维度绝不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而是完全从当下开始，然后加速度变化，从现在向未来。

　　基于此，陈春花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为组织价值的重构提供了基本方法论，如果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办法讨论价值共生，这也就是数字化为什么可以重新定义组织。

　　具体来看，数字技术为组织管理带来了五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管控到赋能。组织系统最关注的就是如何让拥有责任的人能够拥有权利，而往往管控失败，其实就是因为有权利的人可以不负责任。事实上，更应让拥有责任的人能够拥有权利，并给予身份认同。组织管理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各在其位，不肯谋其政。而组织赋能员工，包含三个要素：给机会、配资源、助成功。

　　第二，从科层制转向平台化。科层制对规模效应、成本竞争力和稳定的品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工业时代，企业追求大规模、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出，因此科层制是核心结构。而数字化时代供大于求，最大的挑战变成了如何应对变化、价值创新以及产生新意，平台管理模型应运而生。它擅长处理多样性和复杂性，只要企业有多样性、复杂性、灵活性的需求，就必须要采用平台的方式。

　　这是否意味着平台化就将全部替代科层制？陈春花认为，组织管理的结构是由业务特征决定的，如果企业的业务特征依旧是工业时代聚焦的成本竞争力、高品质和大规模产出，那科层制就是不二之选。但如果企业要求灵活性、多样性、复杂性，就必须选平台。今天的组织管理，最大的难题是在内部要求稳定性的同时，又必须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第三，从分工到协同共生。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企业已有的能力决定了它的局限性，现在的能力有多大，局限性就会有多大。为了打破这个局限性，就需要更开放地去建立合作。

　　第四，从实现组织目标到兼顾人的意义。过去的组织管理都是绩效导向和目标评价，但是如今必须要兼顾人在组织中的意义。一方面，要让员工实现从胜任力到创造力的跨越；另一方面，组织和员工之间，不再是服从关系，而是共享价值。如果仅仅是讨论绩效，没有兼顾到人的意义，这个组织在今天将很难存活下去。

　　第五，组织的学习力决定企业是否拥有未来。知识已经成为生产力要素，一个企业只有能够不断地创造知识，才能在变化的环境当中拥有一席之地。

　　“新的陌生时代已经明确到来，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与现实无关的过往。”陈春花表示，只有通过价值共生重构组织价值，尤其是重构管理者自身的价值，人们才可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化时代找到新的组织价值，从而让组织中的个体、组织本身以及与组织相关的合作伙伴都获得价值释放并创造新的价值。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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